可救国?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思想启蒙功不可没,然则国家积弱、外侮日亟之局,改观几何?”
一连串的反问,像重锤,敲打着每个人的心。
林怀安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苦。
是啊,从鸦片战争到今天,近百年了,一代又一代人呼喊、奋斗、流血、牺牲,为何国家仍深陷泥潭,民族仍苦难深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出路究竟在何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谌先生缓缓吟出屈原的诗句,声音里带着无尽的苍凉与一丝不屈,“这‘求索’之路,我们走了近百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今日之中国,较之鸦片战争时,自然有了变化,有了进步。
但根本的困境——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民族的复兴、民生的改善——依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先生遗言,言犹在耳。”
他走回讲台,拿起粉笔,在“鸦片战争”四个大字下面,用力划了一道横线。
“历史课的意义何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希望诸君记住今日这堂课,不仅是记住那些条约、那些赔款、那些屈辱的数字,更是要思考这屈辱背后的根源,思考我们民族这近百年来艰难求索的历程,思考你们自己——作为这个古老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所肩负的责任与可能的方向。”
下课铃声在压抑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谌先生合上教案,微微颔首,拿起书本,走出了教室。
他没有留下任何作业,但所有人都觉得,这堂课留下的思考,比任何作业都要沉重。
学生们默默地收拾书包,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喧哗打闹。
林怀安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
谌先生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将他近来心中许多模糊的感知、零碎的思考,串联、剖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鲁迅笔下“吃人”的呐喊,唐绍仪先生关于“误差”与“真理”的探讨,卫天霖先生“艺术拯救心灵”的信念,秦先生“危行言孙”的告诫,乃至与周世铭关于辩论的争论……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而惨痛的背景板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也显得愈发复杂和艰难。
科学能救国吗?
传统道德能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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