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冲追问。
“美国乃总统制共和，国情特殊，其联邦制、三权分立、成文宪法，设计精妙，旨在防止暴政。
两百年来，政权平稳过渡，疆域扩张，经济腾飞，已成世界首强，此无疑彰显了某种共和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然其奴隶制遗毒、社会矛盾、以及近年来之大萧条，亦暴露其制度并非万能。
且其成功，有其独特历史、地理、资源条件，不可简单复制。”
卫先生的解答，客观而审慎，既指出了共和制的优势与成就，也不讳言其问题。
这对林怀安他们而言，既是支持，也提醒了他们论证的复杂性——不能盲目美化共和，需承认其问题，但更要论证在解决根本矛盾、适应现代性、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共和制相比君主立宪，具有何种更本质的优越性或适应性。
谢过卫先生，两人又快步走向那位燕大的教授，恭敬请教。
这位教授果然姓顾，正是留学美国归来的政治学者。
得知他们为民主共和制辩护，顾教授眼中闪过一丝欣赏，言简意赅地指出几点要害：
“第一，合法性来源不同。
君主立宪，主权在君，至少在象征和法理上如此，君权神授或世袭，其合法性源于传统与血统。
民主共和，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其合法性源于公民的同意与选举。
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平等观念普及的时代，后者更具道义优势与现代性。
第二，政治参与与精英流动。
君主立宪下，贵族、传统精英阶层往往保有较大影响力，社会流动虽比绝对君主制改善，但仍可能受限。
共和制（尤指代议制）理论上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虽初期亦有财产、性别等限制）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利于吸纳各方才智，缓解社会矛盾。
第三，制度弹性与纠错能力。
君主作为国家象征，超然于政治斗争之上，有利于稳定，但一旦君主本人出现问题（如德皇威廉二世的野心），或君主成为顽固保守势力的象征，则可能阻碍必要改革。
共和制下，领导者定期更替，政策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调整，理论上具有更强的制度弹性和通过和平方式纠正错误的能力。
第四，与现代化进程的契合。
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催生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和职业群体，他们渴望参与政治，表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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