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加强成果考核云云。
这份条陈，连同户部的原案，被一并呈送到了紫微宫和政事堂。
女帝武媚娘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这份厚厚的、字迹各异的条陈。她没有说话，只是不时用朱笔在某段话下划上一道。当她看到关于裁减宫廷用度的建议时，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看到关于核查军费空额的建议时，目光停留了许久；看到商贾对茶税预计的详细分析时，点了点头；看到关于“格物”经费的激烈争论和折中建议时，陷入了沉思。
数日后，经政事堂复议、女帝最终裁定的“永昌三十五年度支国用大略”正式颁布。与最初户部草案相比，有了几处微妙但重要的调整：江南茶税预计收入被调低了一成；部分河工款项被暂缓，转而增加了对几条重要灌溉渠的拨款；军费总额未变，但旨意中明确要求兵部、户部、御史台·联合稽查空额，优化结构；宫廷用度，女帝下诏“减常例三成以示俭”；而“格物院”等机构的经费，则获得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酌情增加”。
没有完全采纳咨政院的意见，但显然，那些来自“议事堂”的声音，并非毫无回响。朝廷的最终决策，在保持主体框架的同时，做出了一些更具针对性和现实考量的微调。尤其是关于茶税和宫廷用度的调整，几乎是直接回应了咨政院中最为强烈的呼声。
当调整后的“大略”内容被通事舍人简要传达至咨政院时，议事堂内一片复杂的寂静。有人感到欣慰（如王元宝），有人觉得不足（如冯道安），有人无所谓，也有人暗自警惕——朝廷，似乎真的在听他们说话，哪怕只是听了一部分。
“预算需过堂”的首次尝试，就在这种不算完美、但确实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波澜中落幕。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那些曾经被隔绝在庙堂之外的、代表着不同利益和视角的声音，已经开始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尝试着去触碰、去影响这个帝国最核心的运作之一——钱袋子的分配。这个过程充满了争吵、妥协、外行的误解和内行的无奈，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一粒新的种子，被投入了帝国财政这块原本密不透风的土壤，能否生根发芽，能长成何样，犹未可知，但土壤的松动，已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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