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市井闲谈中，“天下”一词的使用频率在下降，而“寰宇”、“坤舆”、“四海”、“万国”乃至李瑾等人偶尔使用的“世界”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虽然很多时候，这些新词仍带有旧思维的痕迹（比如“皇唐寰宇总览图”，依然将“皇唐”冠于“寰宇”之前），但至少，它们所指涉的物理空间，被极大地拓宽了，隐含的中心意味被稀释了。
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对待新发现的土地与人民，以及如何调整对外策略的争论，迅速取代了关于“地圆说”真伪的辩论。
一部分较为保守或深受传统夷夏观影响的官员，主张“王者无外，德化远播”。他们认为，既然发现了新的土地和人民，那么作为“天命所归”、“文明所系”的大唐，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教化”他们，将其纳入“王化”的范围。他们建议，应该效法汉之西域都护、唐初之羁縻州府，在新大陆选择要地，建立据点，派遣官员、军队，传播礼仪、文字、农技，使其“渐染华风”，最终成为帝国的“新藩属”。甚至有人激动地提出，这是“拓地万里，立不世之功”的良机，当派遣大军，征服那些“披发纹身、不识礼仪”的“野人”，将其土地纳入版图。
这种声音，充满了传统帝国扩张的激情和“文明使命”的自信，但也带着明显的、对异质文明的轻蔑和一厢情愿。
另一部分更为务实，或深受李瑾“实事求是”、“和而不同”思想影响的官员，则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以狄仁杰（已致仕，但其影响力仍在）、宋璟、姚崇，以及许多在六部、枢密院任职的中青年官员为代表，他们指出：新大陆距离大唐何止万里？中间隔着“浩渺洋”和“大东洋”两大洋，派遣大军、建立长期统治，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将是天文数字，且补给线漫长脆弱，一旦有变，救援不及。况且，从郑和舰队的描述看，新大陆上的“殷地安”人，虽然文明程度不一，但并非茹毛饮血的野人，有些部落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甚至拥有复杂的城邦和独特的文明（如玛雅、阿兹特克文明的边缘接触）。贸然以武力征服，必然激起强烈反抗，胜负难料，且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与大唐目前休养生息、内部发展的国策不符。
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对待这些“新遇之民”，不应简单套用“华夷”框架。宋璟在一次御前会议上直言：“昔之匈奴、吐蕃、高句丽，虽为边患，然与我华夏毗邻，往来既久，其情可察，其势可度。今之新陆之民，远隔重洋，言语不通，习俗迥异，宛若天外之人。以我之礼法，强加于彼，譬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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