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论》的最后一章，也是他思考最深、用情最切的一章——“论华夷之辨与天下新秩序”。在这一章里，他直面郑和航行带来的全新世界图景，以及由此引发的根本性挑战。
他回顾了历史上“华夷之辨”的演变，指出其既有“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的文化优越感和现实政治需要，也包含了“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包容与同化能力。但他尖锐地指出，在已被证实的、广袤而多样的真实“世界”面前，传统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观和“华夷”框架，已然不够用，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今寰宇既明，万国并立。有国文明昌盛，不亚中华；有国蒙昧初开，茹毛饮血；更有无数族群，风俗各异，制度不同。若仍持‘天朝上国’之见，视彼等皆为可教化、可羁縻、可征伐之‘夷狄’，则恐有大谬。” 他让武媚娘记下，“譬如欧罗巴诸国，其船坚炮利，其数术天文，其政教制度，皆有其长，非可轻侮之‘蛮夷’。又如新大陆之民，虽无文字车马，然其敬天法祖，亦有可取。若以旧日‘华夷’观之，或生轻慢之心，或起贪虐之念，皆非善策。”
他提出，面对新世界，大唐应有新的定位和姿态。首先是“知己”，清醒认识自身的长处与短处，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其次是“知彼”，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去了解、研究其他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特别强调了平等交往的重要性：“交往之道，贵在互利。可通商贾，可交流学问技艺，可互派使节。然需以诚相待，以信相交，不可恃强凌弱，不可欺诈掠夺。郑和船队，扬威海外，亦宣仁德，此应为常例，而非特例。”
对于最敏感的领土扩张和殖民问题，他态度极为审慎：“疆土之广，不在占有，而在实治。远悬海外万里之地，得其地不能治其民，徒耗国力，反生边衅。不若择要津，设商站，护航道，以贸易、文化徐徐浸润。武力当为最后手段，且需慎之又慎，须有堂堂正正之由，行仁义之师。掠夺土地、奴役生民，或可逞一时之快，必遗百世之患，且损天朝德望，绝非长治久安之策。”
他最后总结道：“故今日之‘治国’，已非昔日囿于九州之治。需有寰宇之视野，怀柔远人之胸襟，互利共赢之智慧，持重安民之定力。内修文德，外示诚信，强兵以为盾，通商以为桥，文化以为媒。使我大唐，不仅为东亚之中心，更为世界文明之林中有力一员，以我之文明，润泽四方，亦以四方之文明，滋养我身。如此，方可谓‘顺应天下大势’，方能在即将到来的、万国竞逐之新时代，立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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