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习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露出任何脆弱。但是眼泪不听她的。眼泪有自己的意志，一颗一颗砸在她交握的手指上，砸在那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上，砸在五年前那场她以为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分手上。
“但是他现在在追你。”顾晓曼说，语气忽然变了，从一个冷靜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带有一点无奈的旁观者，“他用修古籍的理由，用旧书摊上偶遇的理由，用各种笨到不行的方式靠近你。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说他不敢——你看，这个人，在法庭上敢跟任何人对质，在你面前连一句解释都不敢。他怕你听完以后更不要他了。因为你知道真相之后，就不是恨他，而是心疼他。心疼，比恨更让人放不下。他怕你因为这个回到他身边，而不是因为你真的还爱他。”
顾晓曼把档案袋里剩下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有沈砚舟在飞机上的登机牌，密密麻麻攒了厚厚一叠，时间跨度从五年前到现在；有一张张汇款单的复印件，收款方是各大医院和药房；还有一本已经翻得很旧的笔记本，里面是沈砚舟的字迹，记录着他父亲每天的用药剂量和身体指标数据。这些东西摊在桌上，像一个被拆开的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每一层里面都藏着一个林微言从来不知道的沈砚舟。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他让我来说的。”顾晓曼把空的帆布袋叠好，站起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来见你。如果他知道，大概又要来掀我的办公桌了。”
她拿起放在椅背上的风衣搭在手臂上，看着还坐着的林微言，犹豫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在她准备的说辞里，是她临时加的，因为说出口的时候她的语气明显比之前软了半分。
“林微言，我认识沈砚舟五年了。五年里，他的钱包里一直是你的照片。照片后面写了两个字。”
“什么字？”
“‘回来’。”
顾晓曼走了。茶室里重新安静下来，钢琴曲还在播，换了一首更慢的，慢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被拉长的叹息。林微言坐在原地，面前摊着一桌子的纸张和票据，那些东西在白色大理石桌面上铺开，像一片被风吹散的、写满了秘密的落叶。
她拿起那张沈砚舟的诊断证明，看着“中度焦虑障碍”那几个字。想起他回国后第一次出现在书脊巷时的样子——站在旧书摊前面，手里拿着一本残破的古籍，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落在他肩膀上。她当时只觉得他瘦了，五官的棱角比五年前更锋利，笑的时候眼角有一点点细纹。她以为那是岁月的痕迹。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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