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薛亮。
九八年夏天，我刚从京城边上某县里的中学毕业。
说是县，其实就是大一点的村子，地名换了好几茬，我着实记不起来。按地理位置来说，差不多是现在的燕郊地界。
高考成绩放榜那天，我家老爷子盯着县里的告示栏，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我心里清楚这分数实在难看，也没好意思说话。
老爷子抽完了烟，转过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一会儿，送你去见阎王。”
回去之后，我被吊在村口大树上，父亲的皮带呼啸了整整四个钟头。
考砸归考砸，日子总得过。那年头也没啥职业技术学院，想学门手艺混口饭吃，得跟着人家从学徒工干起。
学徒期间，吃喝自理。
老爷子是有这心思，奈何家里供我念完三年中学，早就穷得连糊窗户的报纸都买不起了。
当天我嘴贱多吃了半个馒头，又挨了半个点皮带。
村长晓得老爷子的暴脾气，一半是可怜我，一半是真怕闹出人命，便拉着我到城里一家拖拉机厂，想让我给人家当个学徒。
老板抬眼一打量，见我生得细皮嫩肉，直接摆手：“读书人不是干这行的料，吃不了苦。”
我黑着脸告诉村长：“劳驾告诉老爷子，就说我在城里当上学徒了。”
村长叹了口气，勉强应下。
就这么着，九八年的京城街头，多了名盲流子，用现代的话说，叫街溜子。
这一溜达，就是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在建筑工地干过小工，在餐馆后厨刷过碗，眼瞅着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也听惯了胡同口光膀子大爷骂街的老京片儿。
不管怎么说，人总算没饿死，但钱，属实是分币没挣着。
那年冬天，正好赶上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
我看着报纸上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闻，守着烧煤球的小炉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扒拉着锅里的白菜汤。
门帘一掀，进来个干瘦青年，自顾自地拿起桌上的春城烟，吞云吐雾：“亮哥，以后别去城西那家废品站了，老板忒黑。”
说话的是阿欢，大名叫李寻欢，我在工地认识的山东小伙，家里娃多地少，跑出来打零工谋生，算是最早的“北漂”一代。
这小子居无定所，属于常年在天桥底下撂地铺的选手，一来二去混熟了，我俩索性跟工地租了个铁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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