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军周旋,其核心力量则是逃避征役、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他们或手执锄耰,或肩扛木棍,以必死之心反抗苛政。
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与反抗视若无睹,大业八年(612年)仍悍然发兵攻打高丽,第一次东征即动用陆军二十四军、水军一军,总兵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粮械的民夫更倍于此。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以惨败告终,三十万五千隋军渡辽,生还者仅二千七百人。惨败的消息刺激了全国,促使起义进一步发展。这一年,见诸史籍记载的新的起义军竟达二十一支之多,其中山东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关中、河西各一支。起义的地区显著扩大,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江淮之间,但重点仍在河北、山东。起义的群众基础也大为扩展,除贫苦农民外,尚有牧子——那些身份不自由、受贵族奴役的牧民,以及下层僧侣——他们或因寺院田产被征,或因悲悯众生苦难而加入反抗行列。这些起义军或攻城略地,或流动作战,如燎原之火,渐成不可扑灭之势。
在起义迅速扩大的同时,隋统治集团内部亦发生深刻分裂。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不顾天下骚动,发动第二次对高丽战争。当大军云集辽水、炀帝亲赴辽东之际,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起兵反隋。杨玄感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其父杨素为隋朝开国元勋,本人又身居高位,其起兵标志着统治阶级上层对炀帝暴政的公开决裂。他联合一批对炀帝不满的贵族子弟,进逼东都洛阳,一时从者如流,众至十余万。炀帝闻讯大惊,被迫从辽东撤军回师。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厮杀,极大地抵消了隋廷的镇压力量,义军乘机发展,此消彼长,形势为之一变。到大业十年(614年),炀帝仍执迷不悟,发动第三次对高丽战争,此时义军已遍布天下,道路隔绝,官军无法按期集中,甚至不得不从征高丽的前线抽调军队回师镇压起义。至此,隋王朝的统治根基已摇摇欲坠,覆亡之日为期不远了。
大业十一年(615年)以后,隋王朝的统治已陷入风雨飘摇之境。面对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调整战略,将原本用于对外扩张的大部分军队调转矛头,全力镇压国内起义军。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如今困坐愁城,却仍试图以铁腕手段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他下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筑城堡,强迫农民迁入城堡居住,实行残酷的"坚壁清野"政策,企图以物理隔绝的方式切断义军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使起义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此同时,统治者对起义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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