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的动作比枭预想的要快得多。
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已经在太湖水产行对面的一条弄堂里租下了一间铺面。铺面很小，门口挂了一块“关东干货行”的招牌，卖的是东北产的木耳、榛蘑和黄花菜。铺子里摆了几筐样品货，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到上海讨生活的小本买卖人。
经营这间铺子的是两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一个姓金，一个姓朴，都是朝鲜族面孔。他们穿着旧棉袄，说话嗓门大，见人就笑，逢人就递一把瓜子，看上去热情得像是刚从乡下进城的庄稼人，
但他们的眼睛不是庄稼人的眼睛。
他们的眼睛像是两台不停运转的照相机，把太湖水产行门前的每一个细节都拍了下来。
谁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穿什么衣服，提了什么东西，待了多长时间，从哪个方向来的，又从哪个方向走的。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记录在一个看上去像是进货账本的小册子里，每天晚上打烊以后，由金某人亲自送到武藤手上。
武藤自己也没有闲着。
他没有住在特高课的安全屋里，而是在苏州河北岸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房间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窗户正好对着苏州河。他在窗台上架了一台德国产的蔡司望远镜，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他就坐在窗前，一边喝茶一边观察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他的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被他用铅笔画成了表格。表格的列标题写得极其细致：日期、时间、船型、船号、吃水深度、航向、甲板货物、船员人数、停靠码头、卸货时长。每一个经过的船只都被他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
这种活儿枯燥得要死。普通人坐在窗前看一个下午的船，恐怕会疯，但武藤不会。他曾经在奉天的一栋公寓楼里连续蹲守了四十七天，就为了确认一个苏联外交信使的通勤时间规律。四十七天，他硬是没有离开那栋楼半步。
耐心是他最可怕的武器。
太湖水产行的运货船每隔三天出港一次。一条木壳的小驳船，甲板上堆着用草席盖住的货物。船上通常只有两个人，一个年纪大的撑船，一个年轻的负责搬货。
武藤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驳船满载的时候，吃水线在船舷上的第三道红漆标记处。卸完鱼货返程的时候，吃水线应该回升到第一道标记，但有两次，他观察到驳船在卸完了明面上的鱼货以后，吃水线依然停在第二道标记附近。
这意味着船上还有其他的重物没有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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