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领神会，将信纸就着烛火焚毁，灰烬飘散。他知道，周先生这是在提醒他，股市初期，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参与其中可以，但若想借此大肆敛财、扰乱市场秩序，便是触动了红线。
于是，当上海和深圳的街头开始出现第一批炒股者，当“杨百万”的故事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时，陈凡选择了按兵不动。他甚至刻意减少了与金融圈人士的接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雅集”的“规范化”建设中。他聘请了省城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师，帮“雅集”建立了符合当时要求的、更为规范的财务制度，将公私账目彻底分开，每一笔交易都力求有迹可循。他还在店内设立了专门的“鉴定咨询室”，聘请了一位有文物局备案资质的退休老专家坐堂，进一步强化了“雅集”“专业、合规”的形象。
这种“反常”的冷静，在外界看来，是陈凡“不懂风口”、“过于保守”。连赵眼镜私下里都忍不住嘀咕：“老板，听说上海那边，股票一天就涨一倍，多少人发了横财啊……”陈凡只是淡淡一笑，反问：“赵哥，你看这满街跑的自行车，和那几个坐着小车的人，哪个更长久？咱们做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意，不是刀口舔血的赌博。”
他并非完全无视股市。相反，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学习。他让赵眼镜订阅了所有能买到的金融报刊，自己则利用京城“顾问”的身份便利，借阅相关的经济学著作，研究股份制、证券交易的基本原理和未来可能的演变。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机会，不在1990年这稚嫩的萌芽期，而在1992年***南巡之后，那场思想解放带来的、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浪潮。届时，规则会更清晰，市场会更广阔，机会也会更安全、更巨大。
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看似无关却极具远见的事。他通过香港阿雄，以离岸公司名义，悄悄购入了一批“老八股”的原始股，以及即将在深圳上市的几家企业（如深发展、万科）的原始股。数量不多，纯粹是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长期配置”，存放在香港的保险箱里，几乎不影响现金流，却为未来参与内地资本市场，埋下了一个极其隐蔽的伏笔。
这年冬天，陈凡再次回到县城。老宅地窖里，那些电子元器件依旧沉默，但旁边多了一个上了锁的铁柜，里面存放着关于股份制改革、证券交易的研究笔记。他站在地窖里，感受着墙外呼啸的北风，心中却是一片清明。他知道，浦江的春雷已经响起，但惊蛰尚需时日。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那个真正属于他的时代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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