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就叫了。叫得很轻，很自然。那个女人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后来在去机场的车上，我的女儿坐在后座，抱着她送的一只毛绒小熊——棕色的，系着一条红色的蝴蝶结。她给小熊取了个名字。我在副驾驶座上，没有回头，但听见了那个名字。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那个女人的姓。
我听见了，没有说话。车窗外是明亮得有些过分的阳光，棕榈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
到了航站楼门口，我拿行李。我的女儿站在那个女人面前，仰着头，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她把小熊抱紧了一点，伸出一只手，小指翘着。她们说了几句话。然后那个女人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我走上去，鞠了一躬。九十度。停了几秒。直起身来。说了两个字。
她没有说不用谢。只是点了点头。
我牵着女儿往里走。走了几步，她回头，挥手。走了几步，又回头，又挥手。第三次回头的时候，女儿终于转过来，低着头，小声问我，我们还会来吗？
我说，会的。
最后一次回头的时候，她还站在那里。身后是明亮得有些过分的阳光，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举起手，轻轻挥了一下。
我也举起手，挥了一下。
然后转过身，走进了航站楼。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不是整块的回忆，是碎片。是落地窗外那排橘树的轮廓，是青黄果子坠在枝头的重量感，是傍晚的山风带着柑橘清冽的药香，是码在树根处的碎砖头和砖缝里的马齿苋，是龙井茶泡开时微微苦涩的豆香，是水墨画上的石桥流水和乌篷船，是一盘切好的橙子和一壶刚泡的茶，是桂花条头糕上那一层薄薄的糖桂花。
是那双手。柔软、温暖、有力。
是那句话——你从万里之外的祖国带来的早已不是酒水。
是那个男人说“值了“时的低音。是那个女人说“阿姨等你“时微微发颤的尾调。是那个圆脸的女人蹲下来说“叫奶奶“时眯成缝的眼睛。是那排橘树。青黄相间，还没熟透，但已经沉甸甸地坠在枝头了。有人把它们从很远的地方带过来，种在这里，浇水，施肥，培土，等它们开花，等它们结果。它们不该在这里，但它们在这里。它们活得很好。在这个不该有橘树的地方，在这片红瓦白墙、棕榈摇曳、三角梅疯长的土地上，一排橘树立在后院的草坪尽头，安静地、执拗地站着，不声不响地结果。
你去看它的时候，它什么都不说。它只是站在那里，枝叶浓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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