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一朵一朵的，中间那根长长的花蕊伸出来，像在打招呼。地上落了几瓣扶桑——红的——和几朵鸡蛋花——白心黄边的——混在一起，铺在石板路上，像一幅没人画完的水彩。
院子中间那两棵鸡蛋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不高，一人多些，枝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只有顶端长着几簇叶子。花开在枝头，五片花瓣旋转着展开，白色渐渐过渡到中心的黄色，像一个个小小的风车。有风的时候，花瓣轻轻颤，偶尔有一朵落下来，不快不慢地旋转着，像降落伞。
院角的桂花树不大，一人多高，叶子油绿油绿的，在阳光下发着光。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那种绿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存在。
曾墨站在门口。
四十六岁。比两年前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头发没有白，但鬓角有了几根银丝。穿一件白色棉麻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脸上的皱纹比两年前多了一些，但眼睛是亮的——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是那种安静的水面反出来的光，不刺眼，但你感觉得到重量。
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支蓝色的钢笔，笔帽上有磨痕。他大概刚在写东西，听到脚步声出来的，笔还没来得及放下，就夹在了耳朵上面。
他站在那里，看着走过来的两个人。
书言走在前面，拉着行李箱，马尾辫在肩后甩来甩去。她长高了，比去年又高了一点，站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她穿着一件白T恤和牛仔短裤，脚上是一双帆布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有一个微微的弧度——那个弧度是她的，也是他的，是曾家人的。她走路的姿势好看——不是那种刻意的“好看“，是那种——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走得不急不慢——的好看。
柳兰舟走在后面。四十二岁的柳兰舟，比九年前在圣何塞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柔和了一些。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法令纹比从前深了一点，但她的五官没变，那种安静的、不带攻击性的好看没变。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被海风吹起来。她的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她的眼睛在看——看那栋白色的小楼，看院墙上的三角梅，看院门两边的扶桑，看地上落了的花瓣，看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书言走到门口，站住了。她看了曾墨一眼，说：“曾墨同志，你瘦了。”
曾墨笑了。“你怎么还叫我同志？”
“因为你确实不像我爸。你像个渔民。”
“渔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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