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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