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击，有困难就要解决困难，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解决困难。
自古官僚多如此。
你们没有困难，我还怎么捞政绩升迁啊？
古代朝廷也会开年会，也会开财政会议军事会议等等，在年初就会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规范好，花多少钱也会准备好，如果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财政绝对不会出问题。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这一点，曹参于是抑制住了想要“扬权”、彰显自己的权势的个人欲望，规规矩矩不去折腾，他带着一群按部就班老实巴交的官员按照规矩办事，不仅没有引来吕后的打压，也平安的度过了自己三年的相国任期，病逝于任上。
后来，民间把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的曹参称为贤相。
汉初几代相国执政班子的行为被称作无为而治，给汉国积蓄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从而【变无为为有为】，为了在政治上统一人心，顺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遂对汉初几十年这无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认。
但是在苏咏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执政方式可以称之为无为而治，真正的无为根本不可能治理国家。
所谓的无为，本质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办事，官府官员守规矩、不搞事、与民休息，是一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
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但是其本质并未过时。
即每一个人都守规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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