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也克服一切困难，肩挑背扛，将一批批兵甲战械以及紧缺物资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强义军在深山之中的营地建设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
，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乡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乡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惫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
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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