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如同郑克臧前世某些国营酒厂一样，在品牌打出去后，不可避免地要找民间的酒厂进行代工以求扩大产量，同时丰富不同档次的产品结构。
东宁糖也是同样的思路，制糖局只需要在产品质量上进行把控，对符合要求的合格糖品进行收购。
而不满足要求的则由这些民间工坊或在东宁、琼州发卖，或作为次等的糖品出海售卖。
这也是郑克臧的第二个目的, 希望能借此增加民间的商业活力。
东宁、琼州做生意的商人不在少数，但大多数经营的都是第三产业，这对一个走海贸路线的政权来说并非什么好事。
换言之东宁缺乏成规模的第二产业即工业，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时代叫雇佣式的私人作坊。
这次东宁糖入民间就是促进民间作坊工业的一次尝试。
从郑克臧来自后世的观点看来，大型的国有产业本就担负着这样的责任。
后世每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都养活着许多本行业内的民营供应公司、代理公司等等。
除了极保密核心的产业外，其他由国家控制的产业非要排除民间的力量一是根本不可能二是根本没必要。
就拿制糖局来说，赚取的利润最后都归了郑克臧的内帑和诸家勋贵，而郑克臧作为统治者并非是学术上定义的经济人，他与政治和政权深刻地绑定着。
诚然他会拿出赚取的小部分利润继续扩大规模，寻求降低成本，但更多的利润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使用的，尤其在国家公共基础的建设上。
例如提高士卒待遇、建设屯垦点移民房屋、研究新武器、建造战船、铺设官道等等这些项目中都有一定比例的资金来自于制糖局赚取的利润。
而负责具体经营的杨瑾则是把制糖局的经营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这也是后世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
那民间私人作坊呢？这些私人工坊在最初时可能受制于原料、工艺、规模等问题确实比不上官营。
但他是自负盈亏的，亏了就完蛋，赚了就起飞。
在这种压力下，他们会不断地自发寻求降低成本、改良产品品质的方法，最终实现发展，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在国家允许的前提下。
远的不说，就说明代中叶以后，在制瓷、矿冶、纺织等诸多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就已经超过了官营手工业的水平和规模，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
所以后世才总有人说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可惜因为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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