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是人的历史，人的觉悟和政治觉悟是两回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觉悟的，把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备的。
第四颗，著书的人多为儒士。汉以降，儒学是国学，是大学。对佛和道两门普遍存在着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对待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敬而不亲，甚至根本不放在眼里。佛和道，与儒学一样，都是融入了中国老百姓血液里的东西，这三种，是中国老百姓过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个人以偏见做事情，危害不至于太大，但以偏见修史，问题就大了。
这四颗痣是我们独有的，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不同视角的“史观”。文天祥是古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一种。今人有“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种。海外的学人也是一种，如夏志清说的：“过分的爱国热忱可以令一个文学史家把自己蒙蔽起来”。读着这些“史观”的时候，就觉着治史的方法和态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学史专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国文化特性和中国文学传统特征的。治史态度是宽容开放的，厘清了一些旧问题，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许多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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