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的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同时，能走上高位的人，还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随着基础吏员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吏转官”这一条仕途路径，也在不知觉间，打通了许多关节，并不像过去那般困难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济所倡导落实的吏政学校，并不可能太纯粹，其中贵族也好、庶族也罢，那些势力群体，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响力，上下对权力利益的争斗比拼，转移了一部分战场罢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没有权贵阶级的参与及支撑，所谓吏政学校，根本办不起来，也推广不管，就是刘文济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权贵”。
在吏政治学校于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之时，坐落在京畿的帝国政法大学堂，毫无疑问是所有学校之魁，从中诞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时候，刘文济的吏政学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这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给了天下寒门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即便这条通道在不断狭窄化。
这个过程中，庶族官僚群体在壮大，学阀势力也在壮大，同时地域之间的歧视与党争也不可避免抬头。勋贵官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同样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头了，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张文蔚（张永德之孙）、李光辅（李筠曾孙）等，而他们凭借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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