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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