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约定俗成，也习以为常，可谓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刘维箴都做了什么吧，仔细地列举，他似乎什么也没做，就连一直想修的道观，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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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汉帝国的状态，却是风吹雨打，而不动如山！这就是帝国耗费百年时光，方才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生态，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稳定。
只不过，在上层建筑越发趋于保守顽固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与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变，扭转那种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趋势、客观规律，显然是很困难的。
从正统六年回京之初的万众期待，满堂欢呼，到十二年的“声名狼藉”，非议不断。这六年间，范仲淹的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针，在苦苦支撑，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
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但是，帝国的经济场，水深且混，可供浑水摸鱼，妥协、交易的空间也大。
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用人思想，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
因此，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哪怕只是一种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旧引得群起而攻，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新贵所有人的利益，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统十二年，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
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最后，范仲淹联合萧氏，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推上了枢密使之职，但与此同时，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文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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