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皇位继承人（无论是她的儿子李显、李旦，还是其他可能的宗室）是否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驾驭这个高度集权的庞然大物？一旦中枢权力因继承问题出现动荡，这套高效而刚性的体制，很可能因为缺乏弹性和缓冲，而瞬间崩解或陷入惨烈内耗。历史上，汉武帝晚年托孤引发的霍光专权乃至后来的废立，唐玄宗由盛转衰引发的安史之乱，皆与此有关。
2. 官僚系统的膨胀与僵化：科举制虽然打破了门阀垄断，扩大了统治基础，但也催生出一个日益庞大、追求稳定和程序化的官僚阶层。他们精于文牍，熟谙规章，却也容易因循守旧，缺乏开拓精神。随着国祚绵长，官僚系统的自我繁殖、自我膨胀、与民争利、贪墨腐败的倾向会日益加剧。而高度集权的皇帝，一方面需要依赖这个系统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又对其尾大不掉、欺上瞒下深感不满，这种矛盾可能导致周期性的、自上而下的、有时是破坏性的“整顿”（如清洗、党争），进一步损害行政效率和政治稳定。
3. 社会矛盾的转移与潜伏：永昌年间的改革，如均田制的调整、两税法的推行、商业的鼓励，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土地兼并带来的压力。但根本矛盾（土地私有、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并未解决，只是被盛世的经济增长、对外扩张带来的红利（新的土地、商业机会）以及相对清明的吏治所掩盖。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对外开拓遭遇瓶颈，或者出现天灾人祸，被压抑的矛盾可能迅速激化。而高度集权的体制，在面对大规模社会危机时，往往反应迟缓（信息传递和决策链条过长），且倾向于使用强力镇压，容易激化矛盾。
4. 思想与活力的禁锢：为了维护大一统和皇权权威，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学）被进一步规范化、教条化。科举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固定，士人的思想被束缚在经典的注疏和“代圣立言”的框架内，缺乏真正的创新和批判精神。这与经济、技术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海外贸易和部分地区手工业刺激下）形成了潜在张力。一个缺乏思想活力和制度弹性的社会，其长期发展潜力是值得怀疑的。
5. 海外藩国的离心力：分封海外解决了眼前的内部权力斗争，开拓了疆土，但也埋下了长远隐患。随着时间推移，地理的阻隔、利益的多元化、本土认同的滋生，这些海外“新唐”与本土“旧唐”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异常复杂。是维持紧密的宗藩朝贡关系？还是演变为松散的邦联甚至独立的政权？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如贸易摩擦、领土争端）？中央集权的模式，适用于管理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