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跟他去。她留在常熟,守着绛云楼,守着那些书,守着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她拒绝剃发,拒绝穿清装,坚持穿着明朝的服饰,梳着明朝的发髻。在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涕泪垂。
故国已随流水去,遗民犹有寸心知。”
“遗民犹有寸心知”——她是大明的遗民,她的心还在大明,哪怕身体活在清朝的统治下,她的心永远不会投降。
钱谦益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就辞官回来了。他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清朝统治者不信任他,明朝遗民鄙视他,他自己也活在内疚和痛苦中。他给柳如是写信,信中说:“我错了。”
柳如是回信,只有四个字:“知错就好。”
钱谦益回到常熟后,两人重新住进了绛云楼。可一切都不一样了。曾经那种无话不谈的亲密,那种“烟霞可共栖”的默契,已经碎了。碎掉的东西,再怎么粘,也会有裂缝。
柳如是表面上对钱谦益依旧恭敬,可她的心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墙。她不再和他争论到深夜,不再和他一起游山玩水,不再把自己写的诗第一个拿给他看。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花在与抗清志士的秘密联络上。
她开始暗中资助抗清活动。
顺治四年(1647年),黄毓祺在舟山起兵抗清,钱谦益曾为他的起义书写过檄文。事情败露后,钱谦益被逮捕,押往南京审讯。柳如是拖着病体,一路跟随,四处奔走,为他求情。最终,钱谦益被释放,但从此被严密监视,再也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有人问柳如是:“他曾经背叛过大明,你为什么还要救他?”
柳如是说:“他是我的丈夫。”
四个字,简单,却沉甸甸的。她可以恨他,可以怨他,可以在心里筑起一道墙。可当他有难的时候,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他身边。这不是爱情,是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是责任,是承诺,是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钱谦益被释放后,身体每况愈下。他老了,真的老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绛云楼上,望着窗外的虞山发呆。柳如是陪在他身边,给他读书,给他煎药,给他讲外面的事。他们不再争吵,不再争论,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像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执念。
康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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