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跟他去。她留在常熟，守着绛云楼，守着那些书，守着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她拒绝剃发，拒绝穿清装，坚持穿着明朝的服饰，梳着明朝的发髻。在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涕泪垂。
故国已随流水去，遗民犹有寸心知。”
“遗民犹有寸心知”——她是大明的遗民，她的心还在大明，哪怕身体活在清朝的统治下，她的心永远不会投降。
钱谦益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就辞官回来了。他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清朝统治者不信任他，明朝遗民鄙视他，他自己也活在内疚和痛苦中。他给柳如是写信，信中说：“我错了。”
柳如是回信，只有四个字：“知错就好。”
钱谦益回到常熟后，两人重新住进了绛云楼。可一切都不一样了。曾经那种无话不谈的亲密，那种“烟霞可共栖”的默契，已经碎了。碎掉的东西，再怎么粘，也会有裂缝。
柳如是表面上对钱谦益依旧恭敬，可她的心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墙。她不再和他争论到深夜，不再和他一起游山玩水，不再把自己写的诗第一个拿给他看。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花在与抗清志士的秘密联络上。
她开始暗中资助抗清活动。
顺治四年（1647年），黄毓祺在舟山起兵抗清，钱谦益曾为他的起义书写过檄文。事情败露后，钱谦益被逮捕，押往南京审讯。柳如是拖着病体，一路跟随，四处奔走，为他求情。最终，钱谦益被释放，但从此被严密监视，再也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有人问柳如是：“他曾经背叛过大明，你为什么还要救他？”
柳如是说：“他是我的丈夫。”
四个字，简单，却沉甸甸的。她可以恨他，可以怨他，可以在心里筑起一道墙。可当他有难的时候，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他身边。这不是爱情，是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是责任，是承诺，是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钱谦益被释放后，身体每况愈下。他老了，真的老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绛云楼上，望着窗外的虞山发呆。柳如是陪在他身边，给他读书，给他煎药，给他讲外面的事。他们不再争吵，不再争论，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像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执念。
康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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