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脸色铁青。他拉着徐灿的手，说：“收拾东西，我们走。”
“去哪里？”徐灿问。
“南方。越远越好。”
他们逃到了浙江，在乡下一个亲戚家中暂住。那一年，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溃败的明军和南下的清兵。徐灿每天都能听到坏消息——这个城破了，那个官降了，这个将军战死了，那个文人自杀了。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剜在她的心上。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那些诗，那些写“国破山河在”的诗。那时候她不懂，觉得那些句子不过是文人的牢骚，离自己太远了。现在她懂了，可懂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南京陷落。南明弘光朝廷覆灭。
陈之遴没有随南明朝廷逃亡，也没有像很多士大夫那样自杀殉国。他选择了投降。
徐灿不知道丈夫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她只记得那天晚上，陈之遴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灯一直亮着，亮到天明。她推门进去，看到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字：“忍辱偷生。”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之遴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我们的孩子。”
徐灿还是没有说话。她转过身，走了出去，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株牡丹前。牡丹已经谢了，花瓣落了一地，被雨水泡得发黑。她蹲下来，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词：“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可她的“东君”已经不在了。大明王朝的太阳落了下去，再也不会升起来了。
陈之遴降清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去了北京。
徐灿没有跟他去。她留在了海宁，照顾公婆，抚养孩子，守着那座空荡荡的大宅子。她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她无法面对那个新的朝廷，无法面对那些曾经的故交，无法面对丈夫的“变节”。
她不是怪他。她知道他做这个决定有多难。她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那些日子，她写了很多词。词里没有直接写国破家亡，可每一个字都透着国破家亡的悲凉。她写花，花谢了；她写月，月缺了；她写春天，春天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在《踏莎行》中写道：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
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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