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柳丝会一直垂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写得比从前更好了。因为有了对手，有了知音，有了那个在她诗稿空白处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绝”的人。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崔龙见后来去了京城做官。她带着孩子，从常州搬到北京，住进了京城的官舍。她在官舍里，建了一座小草堂，取名“浣青草堂”。浣是洗，青是柳色。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柳树，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雪压着，可她的枝条还在发，她的柳絮还在飞。她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雪，只怕自己不再写了。不写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京城住了很多年。崔龙见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她吃饭，陪她说话，陪她写诗。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他老了。他比她大十几岁，老得比她快。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腰弯了，他的眼睛花了，他的手抖了。她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剩下的日子。她不知道还剩多少日子，她只知道，她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她要陪着他，走到最后。
他死了。死在京城的官舍里，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白头吟》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五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崔家的媳妇，是崔龙见的妻子，是崔龙见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崔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崔龙见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柳树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柳树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浣青草堂里，写一首又一首的诗。她的诗，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诗，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词越来越少，用意越来越多，词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意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写诗，她是在哭。把哭写成诗，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写了一首《柳》，诗里有一句：
“柳丝长系玉人心，春水东流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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