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十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正月还没过完，长安城外的渭水便解了冻，水面上浮着碎冰，哗哗地流向下游。城里的老槐抽了新芽，街巷间的贩夫走卒脱下冬衣，连宫墙上的赤旗都被春风灌得鼓胀起来，日日猎猎地响。
刘承站在太极殿的廊下看那面旗，看了很久。
他已经坐了整整三十年的皇位。从十八岁登基至今，鬓角添了白，眉间多了纹，当初那个在定军山灵前咬牙叩出血痕的少年，早已被岁月磨成了一座沉默的山。这些年里他推行科举、修撰法典、疏通运河、稳固边疆，几乎把太祖当年未竟的事业一件件补全了。杜预走了，陈寿走了，姜维四年前在雍凉任上去世，临终前派人送回一封信，信上只写了八个字——“西陲已固，臣可瞑目。”文鸯更早，永乐二十三年病逝于雁门，死前还在榻上让人展开边关舆图，用手指点了点一处隘口，说“这里再修一座烽台”，然后手垂下去，再也没抬起来。
当初那些跟太祖一起走过来的人，如今一个都不剩了。
刘承收起目光，转身回了暖阁。案上堆着新的奏疏，户部报来去岁赋税盈余，工部奏请增修黄河堤段，礼部拟了春祭的仪程。他一一看过，朱笔批了，搁下笔时忽然觉得有些累，便靠进椅背里闭了会儿眼。
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定军山。风很大，松涛隆隆，父亲站在那块无字碑前，左颊的疤在日光下浅淡得像一道水痕。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刘承睁开眼。暖阁里只有炭火的哔剥声，窗外的春光照进来，落在他膝头的奏疏上。
当日下午，他换了一身便服，只带了两名随从出了宫。沿着朱雀大街一路往南走，出了城门，在少陵原上站定。远处是终南山青黛色的轮廓，近处麦田返青，农人弯腰在田间劳作，有人在田埂上坐着歇脚，掏出干粮边嚼边跟旁边的人说话。
刘承在田埂边站了一会儿，听那些农人闲聊。
“今年墒情好，麦子肯定旺。”
“旺了有啥用？粮价又跌，你信不信秋收的时候粮商压价压得比去年还狠？”
“怕啥，市易务那帮人不是盯着嘛？去年有人压价被罚了三千贯，今年谁还敢乱动？”
“那倒是。说起来还得谢太祖爷，要不是他当年立了市易务，咱们庄稼人年年都得被粮商扒层皮。”
“太祖爷走了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吧。”
“啧，一晃这么久了。俺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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