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凑起来，还是不够，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后，两人相对无言，对着那幅《牡丹图》的摹本看了整整一夜。
这种生活清贫却快乐。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这段时光时写道：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自谓葛天氏之民”——她说自己像上古葛天氏时代的百姓一样淳朴快乐。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清贫，尽管简朴，可身边有懂她的人，有她爱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她在《减字木兰花》中记录了新婚后的一个小细节：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她买了一枝含苞待放的春花，插在鬓边，撒娇地问丈夫：“我和花，谁好看？”这样的俏皮，这样的天真，只有被深爱着的女子才写得出来。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三、帘卷西风
北宋末年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像江南的梅雨，说来就来，说走不走，把人闷得喘不过气。
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属于旧党，而赵挺之是新党。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得势，大肆打击旧党，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罢官离京。李清照上书公公赵挺之，请求他救救自己的父亲。可赵挺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在蔡京面前说了李格非的坏话。
李清照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愤然写道：“父擢不禄之祸，母抱终天之痛。至如靖康之变，虏骑长驱，二圣播迁，九庙隳祀。嗟夫！余之生也不辰，丁此时也。遭乱世之流离，受奸人之构陷。既不能为申生之待烹，又不能为伯奇之逐野。但以目皮相之，孰知其中之所有？”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赵挺之的愤怒与失望。一个媳妇写公公“奸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大的恨意？
更让她心寒的是，赵明诚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没有为岳父说话，也没有为妻子出头，只是沉默。沉默。他爱金石胜过爱妻子，爱收藏胜过爱家庭。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丈夫。至少在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没有。
李清照没有因此离开他，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悄悄松了一扣。
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大赦，李格非被允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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