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陈燮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陈燮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
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陈燮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
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陈燮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陈家的媳妇，是陈燮的妻子，是陈燮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陈燮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南楼吟稿》中写道：“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百年那得更百年”——人活一百年，哪能再活一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所以今天，还要好好爱今天。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她写的是自己，也是天下所有寡妇的命。她的命，从陈燮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南楼的书房里，停在那一叠没有人批的诗稿上，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陈燮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把自己关在南楼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陈燮的诗稿编成《陈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南湖旧隐词》中写道：“残灯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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