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秋声馆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秋声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秋声馆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声馆诗稿》和《蕉园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蕉园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顾玉蕊是那盏灯的点燃者。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早的。她第一个站出来，第一个写信，第一个把那些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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