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秋声馆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秋声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秋声馆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声馆诗稿》和《蕉园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蕉园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顾玉蕊是那盏灯的点燃者。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早的。她第一个站出来,第一个写信,第一个把那些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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