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辉不理解。“你捐相机干嘛？捐钱不就行了？”
“捐钱他们不一定买相机。捐相机，他们就有了。”
“现在手机都能拍照，相机有什么用？”
曾墨想了想，组织了一下语言。
“渣辉，我问你。你小时候拍过照片吗？”
“拍过。去照相馆拍的。黑白的，我坐在一个假老虎上面。”
“你几岁？”
“五六岁吧。”
“谁带你去拍的？”
“我妈。”
“为什么拍？”
“留个纪念。”
曾墨点了点头。“你知道现在的山区孩子，很多人没有‘纪念’。不是手机的问题，是有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你拿手机随手拍一张，跟拿着相机郑重其事地按一下快门，感觉不一样。”
渣辉看着他，没打断。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有相机。学校春游的时候，有同学带了一个傻瓜相机，胶卷的。他给大家拍照，每个人都很认真地站好，整理头发，拉平衣角。那种感觉不是‘拍照’，是‘被看见’。那一张照片，你可能会留一辈子。”
曾墨停了一下。
“现在山区孩子都有手机，但很少有人帮他们认真地拍一张照片。爸妈在外面打工，爷爷奶奶不会用手机，学校老师顾不上。他们每天对着屏幕刷别人的视频，看到的是别人的生活。但没有人帮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没人告诉他们——你们的生活也值得被记录。”
“捐相机不是捐设备，是捐‘被看见的权利’。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被遗忘的人。让外面的人看到他们。让他们自己看到自己。”
“还有一个原因，”曾墨的声音低下来，“书言生病之后，我翻遍了我的手机，没找到几张她的照片。那两年我在干什么？我在吵架。在加班。在逃避。我没给她拍过几张像样的照片。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离开了我，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全。”
渣辉沉默了很久。
“你说得对。”他说。“我跟我儿子也是。去年一整年，手机里就三张他的照片。一张是过年拍的，两张是他生病发烧拍的。我不是没时间，是没想起来。”
“那你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曾墨没有再说什么。第一批采购了二十台入门级卡片机，不是因为他买不起更好的，是因为卡片机操作简单，山区孩子上手快。他联系了贵州山区的一所小学，直接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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