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冬夜,山海关城里的风刮得像刀子。
沈砚之站在南门城楼上,裹紧了身上那件旧棉袍。城楼上的风更大,吹得火把忽明忽暗,守夜的兵丁缩在垛口后面,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咳嗽。远处的渤海在夜色中看不见轮廓,只能听见潮水拍打岸边的闷响,一声接一声,像是大地在**。
亥时三刻,按惯例该换岗了。可今夜不同,城墙上人影幢幢,比平时多了至少一倍。新来的那些人穿着杂乱的棉袄,腰里别着砍柴刀,手里攥着土铳——那是沈砚之从十里八乡召集来的乡勇。他们不懂队列,不懂军规,但眼神里有种城里兵丁没有的东西,一种狼崽子般的狠劲儿。
“少爷,”一个精瘦的汉子猫着腰过来,声音压得极低,“东门、西门都安排好了,寅时三刻,准时动手。就是北门那边...”
“北门怎么了?”
“赵把总醒了,这会儿正查岗呢。”汉子名叫刘三,是沈家老护院,跟了沈老爷子十几年。他脸上有道疤,从右眼角一直划到嘴角,是早年间跟马贼拼命时留下的。
沈砚之眉头皱了起来。赵宝柱,山海关清军守备营的把总,祖上也是汉军旗,但这人贪财好色,跟城里的几个满人大爷走得极近。起义的计划里,北门是关键,如果赵宝柱发现了端倪,整个计划都可能功亏一篑。
“我去看看。”沈砚之转身要走。
刘三拉住他:“少爷,太危险。赵宝柱那人鬼得很,万一...”
“放心,我有分寸。”沈砚之拍了拍腰间的短枪——那是父亲留下的,一把比利时造的勃朗宁M1900,弹匣七发,在这个年代算得上稀罕物。
他顺着城墙往北走。夜风更冷了,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路过几个乡勇身边时,他能感觉到他们投来的目光,那是信任,也是期待。这些人大半是佃户,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交了租子剩不下几斗粮。还有几个是猎户,靠山吃山,这些年山林里的野兽越来越少,日子也难熬。他们跟着沈家,不为别的,就为沈老爷子活着时说的那句话:“这世道,该变变了。”
父亲死前,握着他的手说:“砚之,记住,山海关不是一道墙,是一口气。这口气要是散了,咱们华夏的脊梁骨就断了。”
那时父亲刚接了武昌的电报,上面只有八个字:“义军已起,望北响应。”父亲看完电报,一口血喷出来,人就去了。临终前,他烧了电报,只说了一句话:“去做你该做的事。”
北门城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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