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山海关的夜来得特别早。
刚过酉时，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风从渤海湾刮来，带着咸腥的水汽和刺骨的寒意，呼啸着穿过关城狭窄的街巷。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只有偶尔几盏灯笼在风中摇晃，投下支离破碎的光影。
城南关帝庙后的小院里，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色。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袍，外面罩了件羊皮坎肩，手里捏着一封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电报。
电报是三天前从武昌发来的，辗转数人之手，今早才送到他手中。短短几十个字，他却已经看了无数遍：
“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鄂军政府成立，各省响应。盼北方同志速起，南北呼应，共成大业。”
窗外的风声更紧了，吹得窗纸哗哗作响。沈砚之深吸一口气，将电报凑近油灯，看着火苗舔上纸边，迅速蔓延，最后化为一小撮灰烬落在青砖地上。
他转身走到桌前坐下，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山海关城防图。煤油灯的光线昏暗，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图中标注了清军守兵的布防位置、武器库、粮仓，还有几处用朱砂笔圈出的关键地点——那是他这几个月来暗中勘察的结果。
父亲临终前的话又在耳边响起：“砚之，大清气数已尽，只是苟延残喘。将来若有机会，当为天下百姓谋一条生路。山海关乃天下第一关，若能为革命军所据，可断清廷后路，震动京畿……”
沈砚之闭上眼睛。父亲沈宏毅，光绪二十九年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流放宁古塔，五年后病逝于苦寒之地。那年沈砚之十七岁，护送父亲灵柩回山海关安葬，从此便留在这座关城，一面经营父亲留下的药材铺掩人耳目，一面暗中联络志同道合之士。
十年了。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他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十年。
“吱呀——”
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瘦高的身影闪了进来，随即反手将门闩上。来人四十上下年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上有道疤，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大哥，”来人压低声音，“人都到齐了，在庙里等着。”
沈砚之抬起头：“老刀，外面情况如何？”
被叫做老刀的男人走到桌边，从怀里掏出一小瓶烧酒，抿了一口，才说：“不太平。这两天城里的绿营兵明显多了，守备衙门那边加派了双岗，四个城门都查得严。听说武昌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摄政王载沣大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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