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你的旧部还在东南沿海等着你。袁世凯卖国，咱们就反他。哪怕只有几百人，几千人，也要反。”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程振邦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芒，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更古老、更沉的东西，像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压不住的火。
“振邦，你说得对。”沈砚之说，“咱们回去。但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等我收到确切的消息。等我知道《二十一条》是真的签了，还是没签。如果是假的，咱们继续等东京的指示。如果是真的——”
他停了一下，海风从远处吹来，把他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
“如果是真的，咱们就不等任何人指示了。咱们自己干。”
程振邦点了点头。他没有问怎么干，因为他知道沈砚之既然说了“干”，就一定已经有了想法。他跟沈砚之这么多年，学会了一件事——这个人从来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两个人从高地上下来，沿着石板路往回走。长崎的街道狭窄而弯曲，两旁的木屋一栋挨着一栋，屋檐几乎碰到一起，把天空挤成了一条窄窄的缝。街上有几个穿和服的女人走过，踩着木屐，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从巷子里出来，红薯的甜香在冷空气中弥漫。
沈砚之看着这些，忽然觉得恍惚。这条街和中国的那些老街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石板路，一样的木屋，一样的小贩和行人。但这条街不是中国的，这个国家不是中国。他站在别人的土地上，想着自己的国家，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回到货栈的时候，林昌茂正在一楼清点货物。看到沈砚之和程振邦进来，他放下手里的账本，站起来，用福建口音的官话说：“沈先生，有客人来找你。”
“客人？”沈砚之皱眉。他在长崎没有什么熟人，谁会来找他？
“在楼上茶室。”林昌茂指了指楼上，“来了一男一女，男的三十来岁，女的二十出头，说是从东京来的。我问他们叫什么，他们说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沈砚之看了程振邦一眼。程振邦微微摇头，意思是不知道。
两个人上了三楼。茶室的拉门半开着，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但能分辨出是一男一女。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拉开拉门。
茶室里坐着两个人。
男的大约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很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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