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一个人去了就没回来,另一个人半个月后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那边还在开会,还在吵,还没有结论。”
“还在开会”这四个字,让沈砚之沉默了整整一天。
他不是不理解。二次革命败得那么惨,党内肯定要总结经验,要分清责任,要制定新的战略。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都需要争论,都需要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但他在长崎已经等了三个月,部队散落在东南沿海,随时可能被北洋军清剿,每等一天,都是在拿兄弟们的命冒险。
“砚之。”程振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程振邦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脸上有一种沈砚之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在眉宇之间的东西,像是有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东京来的?”沈砚之问。
程振邦走过来,把信封递给他:“不是东京。是上海。老陈从上海寄来的。”
沈砚之接过信封,拆开。信纸只有一页,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写就:
“砚之兄钧鉴:弟已抵沪月余,与各方联络,得知兄在长崎安好,甚慰。近日沪上风传,袁氏已密令各地缉捕革命党人,兄之名列其中,望格外小心。另,东京方面已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孙公任总理,将继续举兵讨袁。具体方略尚未出台,弟当随时禀报。兄之旧部,弟已设法安置,暂勿挂念。专此,即颂。弟陈永年拜上。”
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老陈说,东京要重组革命党,孙公继续领导。”他转向程振邦,“但具体怎么干,还没定。”
程振邦沉默了几秒,走到沈砚之身边,和他并肩站在高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港。
“砚之,我跟你这么多年,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
“你说,咱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程振邦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发牢骚,也不是在质疑,是真的在问一个他想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推翻满清。”沈砚之说。
“满清已经推翻了。”
“为了建立共和。”
“共和建立了,又被人抢走了。”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看着远处的海港,一艘货船正在靠岸,码头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忙碌着,把一箱箱货物从船上搬下来,码得整整齐齐。那些人有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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