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五年，亦即民国四年，冬月。
昆明的冬日少见肃杀的寒意，更多了几分湿冷入骨的阴郁。翠湖畔的柳枝早已枯黄，在滇池吹来的风中无力地摇曳，仿佛预示着这个国家即将迎来的又一场狂风骤雨。
沈砚之站在讲武堂二楼的窗前，指尖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卷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却浑然未觉。他的目光穿过灰蒙蒙的天际，似乎想透过这层层云雾，望见千里之外那个被野心与帝制阴云笼罩的北京城。
“袁项城这是疯了。”
身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程振邦将一份刚刚译出的密电重重地拍在红木桌上，声音里压抑着怒火，“为了那张龙椅，他连日本人的‘二十一条’都敢签，这是要把四万万同胞卖个精光！”
沈砚之缓缓转过身，将烟蒂按灭在铜制的烟灰缸里。两年的流亡生涯，并未消磨掉他眼底的锐气，反而让那份历经沧桑后的坚毅更加深沉。他走到桌前，拿起那份密电，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帝制已成，举国皆愤，速归。
“他不是疯，他是急。”沈砚之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怕了。南方的革命党人，各省的督军，还有那些看似恭顺实则各怀鬼胎的北洋旧部，都让他寝食难安。他想用皇权这把锁，把所有人都锁死。”
“那我们就帮他砸了这把锁！”程振邦猛地一拳砸在桌角，震得茶盏叮当作响，“砚之，松坡将军（蔡锷）已经潜回云南了。唐继尧虽然还在观望，但滇军中的中下层军官早已人心思变。只要我们在昆明点燃这把火，整个西南，乃至全国，都会烧起来！”
沈砚之看着这位生死与共的兄弟，眼中闪过一丝温热。从山海关的雪夜突围，到京津城的暗流博弈，再到如今流亡海外后的秘密潜回，他们这一路走来，脚下踩的是尸山血海，身后背的是家国大义。
“振邦，这一仗，比我们在山海关打的那一仗要难得多。”沈砚之走到挂在墙上的巨幅军事地图前，手指缓缓划过从云南延伸至四川、贵州的线条，“袁世凯手里握着北洋六镇的精锐，装备精良，粮饷充足。而我们，除了这一腔热血和滇南的崇山峻岭，几乎一无所有。”
“那又如何？”程振邦走到他身侧，目光灼灼，“当年在山海关，我们只有三千乡勇，面对的是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主力，我们不也杀出了一条血路？如今共和理念已深入人心，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就是孤家寡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道理他不懂，我们懂！”
沈砚之沉默片刻，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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