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倍？”蔡锷笑了，笑容里带着血丝，“砚之两千人对付曹锟三万，也没说不行。”他抬起手，指向地图上的泸州，“他替我们守了三天。三天，足够我们把纳溪的防线补上了。”
他顿了顿，忽然问：“董支队到哪儿了？”
“自流井那边……昨天还被北洋军第七师缠着，恐怕……”
“告诉董支队，”蔡锷打断他，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泸州还在。沈砚之没死。他要敢耽误，我亲自去砍了他的头！”
传令兵领命而去。罗佩金看着蔡锷，这位素来沉稳的总司令，此刻眼中烧着火，一种近乎疯狂的火焰。他知道，那是绝境里迸发的光。
“松坡，你身体……”罗佩金还想劝。
“我没事。”蔡锷躺回去，闭目养神，但手指仍紧攥着那块布条，“把军医叫来。给我注射最后一针强心剂。明天，我要站在阵地上。”
罗佩金红了眼眶，低头应是，转身出去。
屋里只剩下蔡锷一人。油灯噼啪响了一声，火苗窜高些，照亮他消瘦的脸。他解开衣领，胸口缠着的绷带又渗出血迹。他摸索着，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照片——那是去年在日本治病时拍的，他和蒋百里、张孝准几个人，站在东京街头，阳光很好，每个人都笑着。
那时他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袁世凯死了，共和建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可现在，他躺在这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咳着血，为了守住一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和几万北洋军拼命。
“先生，”他对着虚空低语，不知是在对梁启超，还是对那个死去的自己说，“你看，这条路，比我们想的更难走。”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和泸州那晚一样，圆得诡异，像一枚充血的眼球，冷冷注视着这片土地。
蔡锷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讲《少年中国说》。他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那时他十八岁，热血沸腾，觉得改变中国易如反掌。
现在他三十四岁，肺里烂了个洞，身边最好的将领正在泸州血战，生死未卜。
他摸了摸那块布条，八个字的凹槽硌着指尖。东门已堵，泸州尚在。
“沈砚之，”他轻声说，“你最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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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蔡锷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他以为是北洋军进攻了，撑起身，却看见罗佩金兴冲冲跑进来，手里挥着另一份电报。
“松坡！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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