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四川新都的桂湖边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愁。那愁不是春愁，是离愁——被巴山蜀水隔断了的、被金沙江的浪打碎了的、在桂湖的荷叶上滚了又碎、碎了又滚的愁，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封寄不到云南的家书，墨迹未干，纸就皱了，皱了又展，展了又皱，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等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新都桂湖的。湖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寂，像一位独坐黄昏的妇人，望着湖面上渐渐暗去的天光，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湖边的桂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叶还在发，雨滴从叶子上滑下来，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我撑着伞，沿着湖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铺开信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信纸，写了一辈子的信，可那些信，没有一封寄到。不是不想寄，是寄不到。云南太远了，远到她的信走到半路，就被人拦下了；远到她的思念走到半路，就被风吹散了；远到她的人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黄峨，字秀眉，号杨夫人。她是明代的女文学家、散曲家。她生于四川遂宁，嫁于新都杨慎，夫妻唱和，伉俪情深。杨慎因“大礼议”被贬云南，永戍不归，她独守家园三十余年，以诗书自慰，以家书寄情。她的诗集叫《杨夫人乐府》，她的散曲散落在明人的选本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桂湖的荷花——开在夏天，谢在秋天，开谢之间，是她守了三十年的寡，是她写了三十年的信，是她等了三十年的、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四川下着雨。那是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朝还在它的盛年。孝宗皇帝勤政爱民，朝堂上还算清明，天下百姓还算安康。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黄家是遂宁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黄珂，字鸣玉，号静轩，是成化二十年的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黄峨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琴。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秀眉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黄珂听了，只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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