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为他弹完那曲《梅花三弄》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琴上,放在了诗上。琴是她唯一的寄托,诗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吟香阁里,弹一曲又一曲的《梅花三弄》。她弹琴,弹那些“梅花三弄月沉沉”的琴。她的琴声,越来越淡,越来越轻,越来越不像琴声,像她这个人——淡,轻,孤,冷。她用指越来越轻,用意越来越多,指轻到几乎没有声音,意多到琴都哑了。她不是在弹琴,她是在哭。把哭弹成琴,把泪化成音,把疼凝成琴弦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听不见的颤。
她弹了一曲《梅花三弄》,弹了三年。三年里,她弹了停,停了弹,弹了又停,停了又弹。她弹了无数遍,停了无数遍,停到琴弦都松了,弹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弹不出那曲《梅花三弄》了;她怕弹不出那曲《梅花三弄》,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弹到最后,只剩下一根弦,一根弦上只有一个音,一个音里只有一缕颤,一缕颤里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他。他在那缕颤里,对她笑,说:“杨芸,你又瘦了。”她哭了。她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你回来了。我等了你一辈子。”他说:“我回来了。不会再走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好。不走就好。”
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她死了。死在那曲《梅花三弄》还没有弹完的时候,死在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晚年,是在吟香阁里度过的。吟香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吟是吟咏,香是梅香。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梅,在吟香阁里开着,在吟香阁里落着,在吟香阁里香着。她一个人,住在常州的老宅里,守着那架琴,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弹琴了。不是弹不动,是不想弹了。弹琴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弹给谁听呢?
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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