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书画名世。他对儿子的教育极为重视，黄易是家中长子，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他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篆，九岁能画。他的篆刻学得早，也学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他的印谱，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大易刻的。他才十岁。”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此子之才，不在其父之下。”黄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儿子是不是大器。他在乎的，是儿子的印，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印一样，留下来。他教他刻印，刻汉印，刻秦玺，刻浙派，刻皖派。他告诉他：“印不在多，在真。真的印，不用刻太多，一方就够了。”他记住了。他记了一辈子。可他刻的印，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那些印，藏在他的古欢堂里，藏在那些他访了一辈子的碑石中，藏在那些他刻了又磨、磨了又刻、刻了又藏的旧稿里。他不给人看，可他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石都裂了，看到字都花了，看到印都模糊了。那些印，是他用命刻的。他舍不得丢。
他从小就喜欢金石。他家的老宅里，有一间书房，名叫“古欢堂”。古欢是古人的欢愉，堂是堂屋。他把书房当成了一座碑林，把自己当成了一方碑石，在碑林里读书，在碑林里刻印，在碑林里等着那些被遗忘的文字回来。他在书架上摆满了金石拓片，汉碑、魏碑、唐碑，无所不有。他把那些拓片当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他对着拓片说话，说那些不敢对任何人说的心事。拓片不会回答，可拓片会听。他不怕拓片不会说话，怕的是拓片碎了，他的心事没有人听了。他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他不能忘。他还要访碑，还要拓碑，还要考碑，还要等那个人来。
他三十岁那年，开始访碑。他沿着运河，从济宁出发，向南到扬州，向北到北京，向西到洛阳，向东到泰山。他走了几千里路，访了几百块碑，拓了几千张拓片。他访了《汉武梁祠画像》，访了《汉鲁峻碑》，访了《汉乙瑛碑》，访了《汉礼器碑》，访了那些他听说过、没听说过、见过、没见过的碑。他访了一块又一块，拓了一张又一张，考了一篇又一篇，访到手都肿了，拓到眼睛都花了，考到头发都白了。可他不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访不到那些碑了；他怕访不到那些碑，就再也救不回那些字了。他救的不是字，是史。是那些被风雨蚀毁了的、被时间湮没了的、被世人遗忘了一千年的、石上的史。
他在《嵩洛访碑日记》中写道：“余性好金石，每闻有古碑，必往访之。虽风雨寒暑，不惮也。盖恐其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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