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他对儿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王昶是家中长子，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他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书。他的书读得早，也读得多，多到父亲常常指着书房里那些堆满墙壁的书，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些都是我家德甫读过的。”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此子之才，不在其父之下。”王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儿子是不是大器。他在乎的，是儿子读的书，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书一样，留下来。他教他读《四书》，读《五经》，读《史记》，读《汉书》。他告诉他：“书不在多，在真。真的书，不用读太多，一本就够了。”他记住了。他记了一辈子。可他读的书，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那些书，藏在他的青箱堂里，藏在那些他编了一辈子的总集中，藏在那些他读了又批、批了又藏、藏了又读的旧稿里。他不给人看，可他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书，是他用命读的。他舍不得丢。
他从小就喜欢编书。他家的老宅里，有一间书房，名叫“青箱堂”。青箱是青色的书箱，堂是堂屋。他把书房当成了一座宝库，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守库人，在宝库里读书，在宝库里编书，在宝库里等着那些被遗忘的诗文回来。他在书架上摆满了书，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金石碑版，无所不有。他把那些书当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他对着书说话，说那些不敢对任何人说的心事。书不会回答，可书会听。他不怕书不会说话，怕的是书散了，他的心事没有人听了。他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他不能忘。他还要编书，还要写书，还要等那个人来。
他三十岁那年，中了进士。那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从紫禁城的午门走出来，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他想起小时候在青浦的雨夜里读书的日子，想起父亲教他编书的日子，想起那些一去不返的、无忧无虑的、再也回不来的日子。他知道，那些日子回不来了。可他还是要回去。他辞了官，回到了青浦，回到了青箱堂。他在青箱堂里，编书，写书，读书。他把那些在京城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编进了书里，写进了书里，读进了书里。他的书，越来越厚，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像书，像他这个人——厚，多，重，深。他用字越来越少，用意越来越多，字少到几乎没有痕迹，意多到纸都皱了。他不在编书，他是在哭。把哭编成书，把泪化成字，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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