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她死了，可她的诗还在。在《湖上草》里，在《戊寅草》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笑，继续闹，继续唱，继续舞。舞那柄短剑，舞那阵春风，舞那朵桃花，舞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们是贺双卿。绡山脚下，她坐在灶台前，双手沾满面粉，正费力地揉着一团粗粝的黄面。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跟她说话。她侧耳听了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平静。她认了命，可她不甘心。不甘心那些诗，只写在灶台后面的泥地上；不甘心那些词，只写在烧焦的树枝上；不甘心那些字，只写在被雨水冲走的旧稿里。她不甘心，可她没有办法。她只能写，写在地上，写在枝上，写在纸上，写在一切能写的地方。她写了几百首，可留下来的，只有十几首。十几首，够了。十几首，够她活一辈子了。她死了，死在绡山脚下的破屋里，死在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她死了，可她的词还在。在《雪压轩词》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写。写在灶台后面，写在烧焦的树枝上，写在被雨水冲走的旧稿里。写在地上，写在枝上，写在纸上，写在一切能写的地方。
她们是顾太清。北京的风沙里，她穿着男装，腰佩短剑，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飞驰。日本人看到她，惊叹不已——“这个中国女人，真了不起！”她很喜欢别人说她“了不起”。不是因为她虚荣，而是因为她想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女人可以读书，可以习武，可以革命，可以上战场，可以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她做到了。她读了书，习了武，革了命，上了战场，做了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可她还是没有得到幸福。她的丈夫奕绘死了，死在她四十岁那年，死在王府的深院里，死在那一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她被赶出了王府，带着几个孩子，住在西城养马营的一间破屋里。她卖字为生，一个字卖一文钱。她卖了一辈子字，卖到眼睛都花了，卖到手都抖了，卖到再也写不动了。可她还在写。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她死了，死在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不，北京没有江南的雨。北京有风沙，有雪，有冰，有霜，有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哭了一辈子的词。她死了，可她的词还在。在《东海渔歌》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写。写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写那阵永远吹不完的风，写那场永远做不完的梦。
她们是吴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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