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冬，山海关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
雪花如鹅毛般纷纷扬扬，一夜之间将关城内外染成一片素白。寅时三刻，天还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沈砚之已经披衣起身。他没有点灯，借着窗外积雪的反光，在炕桌上缓缓展开一张发黄的山海关城防图。
图纸是父亲沈文渊留下的。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父亲时任山海关副将，奉命守关。可朝廷一纸“不得开衅”的严令，让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洋人的舰队在关外海面游弋。那一战，山海关未失，但父亲的心，却死在了那个耻辱的夏天。
“砚之，记住，这关城能防外敌，却防不住内贼。有朝一日，若朝廷真的无药可救，这山海关，该为天下人而开。”
这是父亲临终前的话，沈砚之记了十年。
窗外传来梆子声，四更天了。他收起图纸，从枕下摸出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熟练地检查枪膛、子弹。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精神一振。今晚，就是动手的时候。
“少爷。”门外传来老仆沈忠压低的嗓音。
沈砚之收起枪，拉开房门。沈忠站在门外，一身黑衣，肩上还落着未化的雪。“人都到齐了，在后院柴房。”
“清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守备衙门今夜换了双岗，但没增兵。王守备半个时辰前去了翠红楼，还没回来。”沈忠的声音很稳，这个跟了沈家三十年的老仆，经历了沈文渊的郁郁而终，如今又要陪少爷走上这条不归路。
沈砚之点点头，系好披风：“走。”
沈家老宅的后院柴房，平日里堆放杂物，少有人来。此刻，二十几条汉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却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油灯的火苗在墙壁上投出晃动的人影，映着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的脸。
这些人，有沈家的旧部，有被清廷压迫得活不下去的矿工，有从关外逃回来的败兵，还有几个读过新学的年轻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想砸碎这吃人的世道。
沈砚之走进柴房，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沈少爷。”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站起身，他叫赵大锤，原是开滦煤矿的矿工，去年矿难，清廷督办草菅人命，他一怒之下杀了督办，逃到山海关，被沈砚之收留。
“都坐。”沈砚之摆摆手，在众人让出的空位坐下，“情况有变。武昌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朝廷调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平乱。山海关的守军，明天一早也要开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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