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是我当年在山海关的老部下。”沈砚之在纸上快速写着，“动手那晚，他会‘恰好’去北京述职，军械库的钥匙会‘不小心’落在桌上。”
程振邦笑了：“好个‘不小心’。那撤退路线呢？”
“事成之后，所有人化整为零，分散撤离。大部分兄弟，趁乱出城，往冀东山区撤，那里有我们的落脚点。你我，还有几个负责人，退入租界，坐船南下，去上海，与孙先生会合。”
“袁世凯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严查租界。”
“所以，我们要借洋人的势。”沈砚之放下笔，“我已经联系了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动手那晚，他们会全程跟随，拍照、记录。只要洋人的报纸一登，袁世凯就不敢在租界里大肆搜捕——他还要靠洋人承认他的皇帝位子呢。”
程振邦深深看了沈砚之一眼：“砚之兄，这两年，你成长了。”
沈砚之苦笑：“被逼的。在北洋政府里，天天跟那些官僚、军阀周旋，看他们勾心斗角、卖国求荣。看得多了，也就学会了。”
两人又就细节商议了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暗，雨停了，但乌云还未散去，天空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街灯一盏盏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漾开。
“对了，”程振邦突然想起什么，“你家里……安排好了吗？”
沈砚之脸上的表情僵了僵。他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女人眉眼温婉，笑得有些腼腆；小女孩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镜头。
“这是内子淑娴，和小女若兰。”沈砚之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两年前，我把她们送到上海，托朋友照看。淑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在北京当差，很忙，不能常回家。每个月，我会寄钱、写信，说些家常话。”
“你没告诉她们实情？”
沈砚之摇头：“告诉了，徒增担忧。淑娴身体不好，若兰还小。若这次事败……”他顿了顿，将照片小心翼翼收回怀里，“我在汇丰银行存了一笔钱，足够她们母女生活。也留了信，托朋友在我死后转交。信里，我把一切都说了。”
程振邦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没事。”沈砚之笑笑，那笑容里有太多东西，但最终都化为平静，“从辛亥年起义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能全身而退。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现在，不过是把这条命，用在它该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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