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年）腊月二十三，天津卫。
距离袁世凯称帝，已过去二十七天。
北风卷着细雪，在租界外的街道上打着旋。沈砚之裹紧棉袍，压低毡帽，快步穿过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那道铁丝网。身后传来法国巡捕的哨声，他没有回头，闪身拐进一条暗巷。
巷子深处，一盏汽灯挂在“德顺客栈”的招牌下，昏黄的光晕在风雪中摇曳。
“住店？”柜台后，掌柜头也不抬，手指在算盘上拨得噼啪响。
“找人。”沈砚之摘下帽子，抖落肩上的雪，“天字三号房，程先生。”
掌柜终于抬头，打量他一眼，朝楼梯方向努努嘴：“二楼左拐，最里间。”
沈砚之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楼。走廊尽头那扇门虚掩着，透出灯光和人声。他推门进去，屋里三个人同时站起。
“沈兄！”
“砚之！”
程振邦跨步上前，一把抓住沈砚之的手臂，上下端详。一年多不见，这位老搭档脸颊凹陷，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得灼人。
“瘦了，也黑了。”程振邦喉结滚动，“在日本……受苦了。”
“苦什么，比起你们在国内提心吊胆，我在横滨算是享福了。”沈砚之笑着拍拍他的肩，目光转向另外两人。
一个是老部下陈铁柱，山海关起义时就跟着他的老兵，如今也留起了胡子，显得沉稳许多。另一个是生面孔，三十来岁，戴金丝眼镜，穿青色长衫，像个教书先生。
“这位是顾文清，天津学界代表，也是咱们在天津地下联络站的负责人。”程振邦介绍。
顾文清拱手：“久仰沈将军大名。去年山海关首义，震动京津，文清在《大公报》读到消息，热血沸腾，恨不能追随将军麾下。”
“顾先生客气了。”沈砚之还礼，“如今时局艰危，还望先生鼎力相助。”
“不敢。护国讨袁，匹夫有责。”顾文清神情肃然，“蔡锷将军已在云南誓师，唐继尧、李烈钧相继响应。但北洋军主力尚在，袁氏根基未动。天津乃北洋老巢，若能在此地点燃一把火，必能震动京畿，呼应西南。”
沈砚之在桌边坐下，陈铁柱递过一杯热茶。他捧在手里，暖意从掌心蔓延开来。
“天津的情况，振邦在信里说了个大概。但我要听你亲口说，如今城里，我们能动用多少人，多少枪？”
程振邦与顾文清对视一眼，神色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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