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挥洒自如，如何在朝堂上纵横捭阖，如何在男人堆里如鱼得水。她把自己写进了孟丽君里，把弟弟写进了皇甫少华里，把那些她做不到的事、说不出口的话、去不了的地方，都写进了那部书里。孟丽君是她，是她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不被闺阁困住的、不被礼教束缚的、不被时代定义的自己。
她写得太快了。十八岁那年动笔，二十岁那年，已经写到了第十六卷。两年时间，十六卷，近四十万字。她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命写的。那些字，像蚂蚁，从她的心里爬出来，爬到纸上，排成一行一行。她拦不住，也不想拦。那是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第十六卷的末尾写道：“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起头的时候，芳草绿了，雨刚刚下好；收尾的时候，杏花红了，又落了，春天已经过了。她不知道，她的春天，也快过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她二十岁，《再生缘》写到第十六卷。她准备写第十七卷，准备让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团圆，准备让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人物找到各自的归宿。可她没有写。不是不想写，是写不了了。
那一年，她的祖父陈兆崙去世了。那一年，她的父亲陈玉敦被牵连进一桩案子，罢官回乡。那一年，她的母亲汪氏病倒了。那一年，她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范秋塘。范秋塘，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弹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章回，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稿纸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段妙绝”，“此字可再酌”，“云贞，你又瘦了”。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那些弹词会一直写着，那些批语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范秋塘后来被牵连进一桩科场案，发配伊犁。那一年，她二十二岁。她站在杭州城门口，看着丈夫被押上囚车，看着囚车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范家的媳妇，是范秋塘的妻子，是范秋塘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哭。她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
她等了十四年。
她把《再生缘》的笔放下了，一放就是十四年。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她的心，跟着范秋塘去了伊犁，留在这座城里的，只是一具会呼吸的、会吃饭的、会写诗的、可再也写不出《再生缘》的躯壳。她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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