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南京。
春日的秦淮河依然桨声灯影,但空气里已经没有了三个月前那种改天换地的热烈。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孙中山已经辞去职务,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贴在街头巷尾,墨迹在江南的梅雨里渐渐晕开。一切都尘埃落定,又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街对面的总统府——现在应该叫前总统府了。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依然气派,但门口站岗的卫兵已经换成了北洋军的灰蓝色军服。三天前,孙中山从这里搬出,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上海去了。
“沈团长,程将军来了。”
副官周文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沈砚之转过身,看见程振邦大步走进房间,军靴踏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和三个月前相比,这位新军将领瘦了些,下巴上多了些胡茬,但眼睛依然锐利。
“程兄。”沈砚之迎上去。
“砚之,坐。”程振邦摆摆手,自己先在椅子上坐下,摘下军帽放在桌上,露出剃得发青的头皮。他看了看沈砚之,又看了看窗外,突然苦笑一声:“没想到,咱们在山海关流血拼命,最后换来的是这个结果。”
沈砚之沉默。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什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控制了北方,而南方各省的革命军,现在面临着裁撤、整编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临走前,我去见了他一面。”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说,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统一,他必须让出这个位置。他还说,相信袁世凯能遵守《临时约法》,走共和之路。”
“程兄信吗?”
“我信个屁!”程振邦猛地一拍桌子,烟灰簌簌落下,“袁世凯是什么人?戊戌年他干了什么,你我都清楚!这种人,能信?”
沈砚之没说话。他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叶是南京本地的雨花茶,泡在水里,针状的叶片慢慢舒展开,像一支支碧绿的小剑。
“陆军部下午开会,说的就是裁军事宜。”程振邦的声音低了下来,“咱们这些从山海关带出来的兵,要整编成一个混成旅,归北洋军节制。你,我,还有下面那些兄弟,都要重新安排职务。”
“怎么安排?”
“你,”程振邦看着沈砚之,“去北京,陆军部任职,上校参议。我留在南京,混成旅旅长。下面的兄弟,愿意留下的,整编后军衔降一级。不愿意的,发三个月饷银,遣散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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