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滇南，七月流火。
沈砚之站在勐腊城外的高岗上，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烟瘴，望向西南方向那片墨绿色的山林。那里是滇越边境，是清廷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也是同盟会谋划经年的又一个起义点。
距河口起义失败，已过去四个月。
那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从四月三十日蒋翊武、黄明堂率部攻占河口，到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反扑、义军溃散，前后不过二十七天。但就这二十七天，已足够在西南边陲燃起一把火，烧得清廷坐立不安，也烧得天下有志之士心潮澎湃。
沈砚之是五月初接到孙先生密信的。信很简单，只有八个字：“河口事急，速往接应。”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不久，正在筹措下一次起义的经费。接到信，他连夜收拾行装，带着程振邦和十余名老兄弟，从香港乘船到海防，再从海防走陆路进入云南。
等他们赶到河口时，起义已经失败了。清军正在城里大肆搜捕，城门口挂着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都是被俘的义军骨干。沈砚之躲在城外山林里，看着那些在风中摇晃的头颅，看着城门上张贴的悬赏告示——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赏银，从五千两到一万两不等。
“我们来晚了。”程振邦蹲在他身边，声音低沉。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只是死死盯着那些人头，盯着告示上那些熟悉的名字。这些人，有些在日本时一起喝过酒，有些在香港一起开过会，有些甚至是他亲自发展的会员。现在，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在逃亡，要么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等着被处决。
那种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他们在河口城外潜伏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机会——清军押解一批俘虏去昆明。沈砚之带着人在半路设伏，救出了七个人，都是河口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叫韦云卿的壮族头人，腿部中弹，伤口已经化脓，高烧昏迷。沈砚之亲自背着他，在滇南的深山老林里走了五天五夜，才找到一个敢收留他们的寨子。
韦云卿醒来后，第一句话是：“孙先生...孙先生知道我们败了吗？”
沈砚之握着他的手：“孙先生知道。他说，你们都是好样的。”
韦云卿笑了，那笑容很苦：“好样的...好样的有什么用？死了那么多兄弟，河口还是丢了...”
“没有白死。”沈砚之斩钉截铁地说，“河口这一仗，让天下人都看到了，清廷在西南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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