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腊月十四，滦州。
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县衙的窗棂上，发出一阵阵细碎的沙沙声，像是无数只虫子在啃食木头。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被风压得几乎贴到了地面，光秃秃的枝条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像一道道干裂的疤痕。
他已经在这个临时指挥部里待了整整三天。
三天前，二次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滦州，驻防此地的革命军第三混成旅士气骤降。原本答应响应的几个地方驻军纷纷变卦，有的通电拥护袁世凯，有的干脆就地解散，军官们卷了饷银跑得不见踪影。第三混成旅旅长周世安倒是没跑，但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闷酒，谁也不见。
沈砚之是被推出来的。
旅里几个还愿意打下去的营连长凑在一起，数来数去，发现能主事的就剩下这个从山海关一路打下来的年轻人。二十九岁，在这些人里算年轻的，但他身上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他真刀真枪地和清军干过，而且打赢过。
“沈参谋长，周旅长还是不肯见人。”门口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沈砚之转过身。进来的是二营营长赵德柱，三十五六岁，黑脸膛，络腮胡子，是跟着程振邦从关外带过来的老兵。他肩上披着一件旧棉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像一团团发霉的棉花糖。
“不见就算了。”沈砚之说，“弟兄们怎么样？”
赵德柱搓了搓手，脸上的表情像是嘴里含了一口苦药。
“不瞒你说，不怎么样。三营昨天跑了十七个人，连机枪排的排长都跑了，那挺马克沁没人会操。一营还好，但弹药不多了，每人手里不到三十发。骑兵连的马匹冻死了六匹，剩下的也都瘦得不成样子。”
沈砚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赵德柱等了一会儿，见他不接话，又开口了：“参谋长，咱们得拿个主意。这么耗下去，不等北洋军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散了。”
“我知道。”沈砚之走到桌前，摊开一张地图。地图是手绘的，纸张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各方驻军的位置。红色的标记是他们的，蓝色的标记是北洋军的。红色少得可怜，蓝色密密麻麻，像是一群围住猎物的狼。
“京津方向的北洋军主力没有动，”沈砚之指着地图上的几个蓝色标记，“他们现在不急着打我们，是因为知道我们跑不了。天寒地冻，补给断绝，士气涣散——他们等着我们自己垮。”
“那咱们就等着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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