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最后停在了一个位置，“往东走。出关。”
赵德柱愣了一下。“出关？回山海关？”
“不回山海关。山海关现在在北洋军手里，回去是送死。”沈砚之的手指沿着长城线往东北方向划，“走冷口，出喜峰口，进入热河。热河现在还是空白地带，北洋军的势力没有完全覆盖。到了那里，我们可以喘口气，收拢散兵，等开春了再作打算。”
赵德柱盯着地图看了半天，挠了挠脑袋。“热河那边是蒙旗的地盘，咱们进去，人家能答应？”
“所以不能硬闯。”沈砚之说，“我已经让人去联络热河都统熊希龄了。此人虽是袁世凯任命的，但对革命党人态度暧昧，未必不能争取。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给赵德柱。
赵德柱接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脸色变了。
“程师长？”
“程振邦来的信。”沈砚之说，“他带着骑兵旅已经撤到了喜峰口一带，比我们早走了五天。他在信里说，热河北部的几个蒙旗王爷对袁世凯也不满，只要我们不去抢他们的牧场，借道没有问题。”
赵德柱把信看了两遍，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惊喜，又从惊喜变成了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参谋长，”他说，“程师长这是……早就准备好了？”
“程振邦打了二十年仗，什么时候不给自己留后路？”沈砚之把地图收起来，拍了拍赵德柱的肩膀，“去通知各营，今晚连夜出发。能走的都走，走不动的，把武器弹药留下，发遣散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告诉弟兄们——不是逃，是战略转移。”
赵德柱立正，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重新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风好像小了一些，雪也不下了，但天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他想起三天前周世安把自己关进屋里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周世安坐在这个房间的桌边，面前摆着一壶酒和一碟花生米。沈砚之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喝了半壶，脸涨得通红，眼睛也是红的。
“砚之，”周世安说，舌头已经大了，“你说，咱们到底在打什么？”
“打袁世凯。”
“打完袁世凯呢？”周世安把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换一个人坐在北京？换一个人发号施令？换一个人管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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