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楼的灯光，在天津的夜里亮得像一团揉碎的胭脂。
沈砚之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栋三层小楼。楼是西洋样式，却挂着大红灯笼，灯笼上写着“百花楼”三个金粉大字。楼下停着不少车轿，有西式的马车，也有中式的轿子，穿绸缎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脂粉香混着酒气，飘过整条街。
“司令，真要进去？”程振邦压低声音。他换了一身黑色绸衫，腰里别着两把盒子炮，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疤，在灯笼光下格外显眼。
“不进去，怎么见王连长？”沈砚之整了整长衫的领子。他现在是“南洋富商沈文轩”，刚从新加坡回来，做茶叶和橡胶生意。陈其美给他的假身份很周全，连新加坡的商会证明都有，经得起查。
林文渊跟在他们身后，捧着个檀木匣子，里面是送给王连长的“见面礼”——一对镶翡翠的金镯子，值五百大洋。这是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最后一点家当，原本打算应急用，现在得先拿出来喂狼了。
“记住，”沈砚之最后交代，“进去后，多看少说。程大哥，你守在外面，万一有事，发信号。”
“是。”程振邦点头，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
三人穿过街道，走向百花楼。门口站着两个龟公，穿红戴绿，脸上抹得跟猴屁股似的。看见沈砚之，一个龟公迎上来，皮笑肉不笑：“这位爷，里面请。是听曲儿还是打茶围？”
“找王连长。”沈砚之用南洋口音的官话说，“陈掌柜定的雅间。”
龟公脸色立刻变了，腰弯下去三分：“原来是王连长的贵客，楼上请，楼上请。”
楼里的空气更浑浊。烟味、酒味、脂粉味，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腻香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大厅里摆着几张桌子，几个穿旗袍的姑娘在弹琵琶，咿咿呀呀唱着小调。客人大多搂着姑娘喝酒，猜拳声、调笑声、杯盘碰撞声，吵得人脑仁疼。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是包间，门都关着，隐约能听见里面的动静。龟公把他们领到最里面一间，门上挂个牌子，写着“牡丹厅”。
“王连长在里面候着呢。”龟公推开门，弯腰做了个请的手势。
沈砚之走进去。屋里比外面安静多了，摆着张红木圆桌，桌上已经上了几个凉菜。靠窗的榻上，半躺着个穿军装的男人，三十来岁，胖，脸圆得像发面馒头，正搂着个姑娘喝酒。姑娘年纪不大，最多十八九，穿一身水红绸衫，头发松松绾着，脸上涂着厚厚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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