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初春。
云南的枪声，像是插进袁世凯洪宪皇帝梦的第一把刀子。
蔡锷在护国军誓师大会上咳着血发表讨袁檄文的消息传遍全国时，沈砚之正蹲在直隶滦州一处废弃的砖窑里，对着手里一封密信皱紧了眉头。
信是程振邦派人送来的，走的是山东盐帮的暗线，从济南府辗转三天三夜才送到他手上。信笺上只写了八个字——
“袁逆调兵，速做决断。”
沈砚之把信纸凑到窑口的火光前烧掉，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映得他半边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旧刀疤格外醒目。他今年三十四岁，从二十二岁在山海关起兵算起，已经在血与火里滚了整整十二年。两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三年，回国后又隐姓埋名在直隶一带重新串联旧部，到如今，他手下重新聚拢起来的弟兄不过七百余人，长短枪加起来不到四百支，子弹更是少得可怜。
这点家底，打一场像样的仗都嫌寒碜。
可袁世凯不等人。
今年元旦，袁世凯改元洪宪，登基称帝，全国哗然。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之后，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的烽火已经从西南烧了起来。袁世凯为了扑灭这场大火，一面调集北洋精锐南下镇压，一面在北方加紧搜捕革命党人，凡是与二次革命有过牵连的，一律格杀勿论。
沈砚之的名字，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排得很靠前。
“大哥，不能再等了。”
说话的人蹲在沈砚之对面，三十出头的年纪，浓眉阔面，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正是当年跟着沈砚之从山海关一路打出来的老弟兄赵铁柱。他嘴里嚼着一根枯草杆子，目光灼灼地盯着沈砚之。
“弟兄们窝在这破窑里快两个月了，再窝下去，人心就散了。”赵铁柱把草杆子吐出来，压低声音说，“云南那边打起来了，咱们在北边也得闹出点动静来，给袁大头添添堵。大哥，你说句话，弟兄们把命交给你了！”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
他站起身，走出窑口，初春的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砖窑外面是一片荒芜的河滩地，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沙沙作响，远处滦河的冰面已经开始解冻，裂开一道道黑色的缝隙。他的七百弟兄就分散藏匿在沿河十几个村子里，有的扮成佃户，有的混进码头当苦力，有的干脆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这些人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多人被打散了，有的逃回了老家，有的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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